【中**都网讯】“如果全球经济陷入长期萧条，中国在未来5～10年中面临的**经济环境自然是紧缩的。这意味着，依赖外需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全球经济长期低迷，对于中国的增长当然不是好消息，因为这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将失去一个重要的引擎。但是，他认为，“就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目标而言，这无疑创造了一个好机会。全球经济萧条对中国是挑战，更是机遇”。

　　全球经济形势：长期低迷

　　问：对于当前全球经济所面临的困难，该做如何判断?

　　答：2007年3月开始的全球经济危机，其严重程度堪与上世纪30年代危机和70年代危机相比。因此，我们的判断是，当今全球经济进入了一个长期波动和低速增长时期。这个时期可能延续5～10年。

　　形成这一判断的基本根据是：此次全球经济危机，集中反映出发达经济体多年来在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金融结构和财政结构等各个层面存在严重扭曲。因此，危机的恢复须以这些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为基本前提。但是，解决这些问题不仅十分困难，而且短期内难以奏效，其过程亦十分痛苦。

　　此外，4年来，在应对危机的过程中，各国均采用了大量非常规刺激政策。这些政策或在短期内有阻止危机急剧下泻的作用，但亦有损害经济长期发展基础的副作用。如今，这些负面影响已开始显露。这无疑给艰难恢复过程中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中国经济：增长趋缓已露端倪

　　问：中国经济形势出现了哪些新的变化?有哪些需要值得关注的趋势?

　　答：**，国民经济增长速度下降趋势已经显现。根据模型测算，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下滑。对此，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

　　从社科院的经济**指数看，经济增长的同比增幅自2009年12月以来连续下降，目前继续保持在相对低位。2011年6月，**指数为102.9%，7月和8月分别为103.0%和102.8%，呈轻微下滑之势。这一趋势与PMI的趋势相一致。

　　鉴于**指数同比增速已经连续下滑，一致指数和**指数的水平已经接近2008年4月和5月金融危机前的水平，须警惕**指数增幅的进一步下滑对经济增长的滞后影响，防止出现硬着陆。我们预计2012年一季度同比和环比分别回落到8.8%和8.4%左右，增长下滑趋势已较明显。

　　其次，物价上涨已经见顶。全球总需求的回落令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这将使得我国的输入性通胀压力有所减轻。就国内而言，食品价格尽管难以预测(以前IMF在拐点预测上都出现了问题)，但类似2010年下半年以来快速上升的局面料难出现。

　　综合来看，由于目前物价上涨水平仍处于高位，我们仍需对物价上涨保持高度警惕。但是，在一系列紧缩政策的叠加作用下，经济增长已经出现减速迹象：出口形势不容乐观;实际消费增幅放缓;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虽保持平稳，但增速下降势头已初现端倪。鉴于此，在保持政策紧缩的总态势下，我们应高度关注出口、消费和投资的发展变化，并及时采取措施。

　　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

　　问：那么，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与操作方面您有何建议?

　　答：考虑到美国经济增长放缓、欧洲债务危机恶化等不利因素，我国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应致力于在物价上涨与经济增长之间寻求恰当的平衡，两者不可偏废。

　　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下，我们应更为密切注视国内外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把握好宏观调控的方向、力度和节奏，更加注重政策的针对性、灵活性和前瞻性，适时适度进行预调微调。

　　政策操作方面，注意到经济下滑趋势有所显现，同时注意到近两年来紧缩政策具有“自我强化”效应，我们建议，年内宜保持宏观调控政策中性，尤其不宜再推出紧缩性政策措施。应当及时体现灵活性和前瞻性，不宜等到经济下滑形成明显趋势再开始调整政策，那时，可能会迫于形势压力而出手过猛。

　　在货币政策方面，在降低法定准备金率之外，还可以考虑，在保证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不超过7.5万亿的前提下，适当放松调整流动性的力度，让新增贷款略有增加。这样，可以避免紧缩政策的自我强化风险，缓解大企业以延期支付方式进一步挤压小企业的资金链，防止大面积三角债发生。

　　在财政政策方面，适当增大财政政策的刺激力度可能是可行的。应采取多种措施，加大对小企业的减税力度(如，降低营业税税率、推动服务业的营业税向增值税转型、进一步降低小企业的增值税和营业税的起征点、进一步下调小微企业的所得税税率等)。

　　出路在于理顺四个方面的关系

　　问：未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将逐渐转向内需为主，投资将发挥重要作用，对于优化投资资金来源结构方面，您有何建议?

　　答：在一个相当长时期中，内需中发挥主导作用的仍将是投资，对于保持投资稳定增长问题，我们必须给予高度关注，其中，投资资金来源结构问题，尤须引起注意。

　　**，要注意到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可以有力地支持工业化投资，但支持城镇化投资的力度不强。

　　中国的金融体系以银行为主导。举凡储蓄的动员、聚集以及分配，主要通过银行体系来进行。这样的金融体系，适应以工业化为主要推动力的经济发展方式，但却很难支撑以城镇化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

　　城镇化进程的推进，需要在城市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住房、医疗、卫生、教育、休闲、娱乐等方面进行投资。这些投资规模巨大，期限很长，可持续性不确定，且风险集中，如果主要依赖银行贷款来提供资金，或者来源不足，或者风险甚大。原因有二：其一，银行的资金来源主要是短期存款，用之支持长期投资，客观上存在着期限错配问题;其二，过多地使用银行贷款，会显著提高企业和投资项目的杠杆率，从而增加潜在的风险。

　　总之，由于中国长期保持间接融资为主的格局，股权类资金供应严重不足。这使得我国的投资领域和生产领域中普遍存在资金结构失衡问题。从而造成我国企业的负债率普遍偏高，投资项目的资本金普遍不足，金融机构也经常处于筹措资本金的压力之下。此次全球金融危机中显露出杠杆率过高的弊端，应能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这种金融结构的问题。

　　其次，要以改革的精神解决融资平台问题和为保障性住房融资问题。

　　我们之所以把保障性住房的融资问题和地方融资平台问题相提并论，是因为，这两者反映出的城镇化过程中的投融资问题具有共性。调查显示，各地方解决保障性住房融资困境，一方面是财政主导，另一方面高度依赖信贷配套，走的还是地方融资平台的老路子。鉴于中国经济的增长已经开始从工业化主导转向城市化主导，城市基础设施投资和住房投资，将成为我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因此，完善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和城市住房建设的融资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我们看来，近年来地方融资平台的跳跃性发展以及保障性住房的融资困境，从不同的侧面说明了这一问题的重要性。

　　可以作为印证的是，近来国外一些研究者“唱衰”中国经济，其重要依据之一，也集中于地方融资平台和保障性住房建设中可能出现大面积坏账的问题上。

　　我们认为，近年来我国地方融资平台问题以及保障房建设的资金筹措存在困难，反映出我国经济体制存在若干缺陷。集中表现在3个偏颇上，即，在政府主导和市场(企业)主导的关系上，偏重于政府主导;在中央和地方的财力分配上，偏重于中央集中;在资金供给的结构上，过于倚重债务性资金(通过银行信贷)。

　　如果这个认识正确，那么，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理顺以下四个方面的关系。

　　——政府和市场(企业)：积极推动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进入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领域;明确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应主要走市场化路子。其中包括用市场化手段解决地方融资平台债务问题

　　——中央和地方关系：让地方政府掌握更多的财力，当下，在体制和机制层面推进地方政府直接发债，应当给予重视。

　　——权益性资金和债务性资金的关系上，应通过发展资本市场的手段来解决股权资金严重不足的问题。但是，发展资本市场的眼界不能局限于发展资本交易的市场，而要扩展到创造有利于股权资本形成的机制上。因此，多渠道增加股权资本的供给，应成为当前与未来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向。主要措施包括：发展和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包括OTC市场)，特别要发展为小企业融资服务的资本市场;大力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继续引进外资;大力发展各种集合类投资，如PE、房地产信托等，促进债务性资金转变为股权性资金。

　　——以上改革成功的前提条件，是尽可能让城市基础设施和保障性住房建设具有商业可持续性。因此，应当以改革的精神，对涉及上述领域的价格、收费和定价机制进行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