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门都网讯】“现在很多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就是因为政府集权，执行力强，新能源才发展起来，其实这是误解。”近年来，中国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有趣的是，国内和**社会对这一新产业的评价也开始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在国内，往往批评该产业盲目扩张和污染，但在其他国家眼里，却往往是大加赞赏。

　　作为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区域性金融机构和援助组织，亚洲开发银行(下称“亚行”)曾对中国风电、太阳能、地热能、清洁煤、碳捕捉、工业节能等多个领域提供了大量投资支持，亚行如何评价中国在清洁能源领域的表现?记者记者近日专访了亚行能源委员会主席翟永平。

　　记者：美国商务部刚公布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反补贴的初裁税率，“双反”(反倾销、反补贴)是否会影响亚行对中国新能源产业的支持?

　　翟永平：没有影响。如果你查亚行的投资记录，我们确实支持过中国的风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但这几年亚行对中国的投资已经越来越少。2011年，亚行仅对印度的能源投资就达14亿美元，对中国呢?加上道路、交通、农业、城市发展等全部投资也就是这个数。

　　现在，中国已经从一个比较大的受援方变成了知识输出方，资金技术都达到了一个高峰点，大家都意识到了中国的经验，*典型的是中国新能源工业的快速发展，令大家刮目相看，所以很难说我们现在还给中国投资新能源。

　　记者：据你了解，现在亚洲其他国家是如何看中国清洁能源的发展?

　　翟永平：美国的“双反”调查其实已经折射出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很关心中国怎么能这么快把新能源的成本降下来。这也是我*关心的问题，但我认为这不是其他行业普遍提及的劳动力成本原因，因为我所见到的亚洲其他发展中国家劳动力成本比中国低得多，他们也没做到，所以一定有别的因素。

　　记者：你认为中国能做到的原因是什么?

　　翟永平：现在很多国家的人认为，中国就是因为政府集权，执行力强，他们决定了要发展新能源，所以新能源发展起来，其实这是误解，为什么异军突起的不是别的产业?这不是政府一声号令要做就做得出来的，而是这么多民企看到市场机遇自己走进来的，比如市场化程度*高的太阳能业界肯定体会*深。另外，中国本身的市场规模，也是其他国家无法复制的。

　　我是一个坚定的“南南合作”者(即发展中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希望中国的这种经验和模式可以在其他国家推广。

　　记者：“南南合作”中，中国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翟永平：在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的过程中，现在很多跨国公司、**机构想直接跟越南合作，但做不到，因为它没有中国的优势。现在发达国家的技术得通过和中国合作，先在中国消化吸收，借助中国的市场规模和研发能力，进一步把成本降下来之后，其他发展中国家才能再跟中国合作。即可先“南北合作”(即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技术合作)，然后再“南南合作”，中国成为了中转站。

　　记者：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现在存在哪些问题?

　　翟永平：中国模式不成功的部分就是用硬性的行政指标来达到目标，*典型就是为了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而拉闸限电，中国的优势和劣势同时体现在了这一件事情上。我非常担心“十二五”期间，分指标继续执行，*后又出现这种简单粗暴方式。

　　这点中国应该向印度学习，如何用市场的方式实现节能减排?印度也有对各个邦、州的新能源发展指标，但印度从来没有用过行政方式，如果你做不到怎么办?如果其他邦的新能源发展比较快你可以去买。现在中国也在试点碳排放交易，但我觉得说得多，做得慢，在这点上并没体现中国说做就做的优势。

　　记者：不容忽视的是中国的风电等产业的产能过剩，你如何理解这种盲目扩张现象?

　　翟永平：我去开全球风电的会、生物质能的会、太阳能的会，大家都说自己是*重要的、潜力*大的能源利用形式，但政府一定要保持清醒头脑，清楚能够做到什么程度。世界各个国家在给自己设一个清洁能源前景的上限同时，还需在这个上限之内理性地发展。

　　当下，传统能源毕竟是传统能源，新能源利益集团应该对自己有客观的认识，能够占到能源利用比重的5%就做5%，跟传统能源要包容性发展。事实上，每一次新能源技术进步带来成本降低的同时，传统能源技术也在进步，它们是同步的。